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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”的土地

  城镇化是一个空间不断积聚的过程。成都前些年在学习上海经验基础上提出过三个集中——“工业向园区、农民向城镇、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”,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。农业时代,土地产出即便有差异,总体上来说差别也不大;工业时代单位土地的产出就产生极大的差异,服务业释放的土地潜力更大。所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,城市能创造更多就业。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劳动力对工作机会的追逐,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,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。

  不解决这个问题,城镇化就永远拖着一条尾巴。即便农民已经在城镇找到了工作,附在土地上的收益仍然是他不能放弃的。如果能够把这份土地的收益变现,有可能成为他进入城市的原始积累。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,农民有资产,但没有资本。城市土地资本化了,居民资产可以抵押借贷,也可以享受增值,而农村土地没有资本化,农民资产不能转化。

  现在的征地-批租模式,一是变权属,从农民(集体)手里变成国有;二是变用途,把农地改成建设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改成住宅/商业用地。这种模式成为当前矛盾的焦点,政府成为唯一的土地提供者,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;城市近郊不断被吞噬,而远郊则由于地租价值不高而缺乏投入,远郊的存量无法利用,而远郊与近郊的脱节又在制造新的差距。

  未来的出路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,把近郊与远郊联系起来,把需求和供给联系起来——通过土地流转改变权属,通过土地开发权的转让改变用途,开发权在国外是成熟的模式,可以借鉴。成都重庆在往这个方向探索。城市发展还需要地,一面是耕地红线亿亩的集体建设用地。要把这个存量调动起来,既可以保护耕地,也可以利用城市的资本进行乡村整治,还有助于农民进城。

  这样的话会造成几个结果。第一,征地成本可能会提高,因为不仅需要买地,还要买开发权;但也可能会降低,因为供给增加了,可以通过市场化行为来平衡。第二,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决策的科学性,实现二次分配。把城市化的红利分一块给没有赶上城市化的次发达地区。第三,农民自主性增强,想走也能走。第四,保护了耕地。通过调动存量变流量土地,而不是纯粹增加城市土地。这边复耕完成了,那边才能增加建设用地指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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